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缓刑考验期

我国刑法规定,缓刑考验期从判决生效之日起计算。



王某因犯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,王某不服申诉,在其服刑二年后,该案再审改判有期徒刑三年,缓期四年执行。王某被判处缓刑时,其已在监狱服刑二年,这实际上执行的两年监禁,是比缓刑考验严重得多的实刑。从法理上讲,这两年至少应视为再审判决的缓刑考验期,但由于我国刑法对缓刑考验期的期间有明确规定。所以,王某的缓刑考验期只能从再审判决生效之日起计算。那么,王某在本案中就同一犯罪事实实际上被执行了两次处罚:一是执行了两年的实际监禁;二是将再执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,缓期四年的四年缓刑考验期。这有悖于刑罚理论上“一事不再罚”的原则。故笔者认为,最高法院应对此作出司法解释,将已执行的实刑并入缓刑考验期内。而且,对于一或二审直接判处缓刑的缓刑考验期间,也应将罪犯羁押的时间算在缓刑考验期间内。因为根据刑法规定,羁押一日可折抵实际判处的刑期一日,那么羁押一日反而不能折抵缓刑考验期一日,与常理相悖。



立法上的缺憾是源于我国刑法理论上的国家本位主义,认为罪犯既然有罪,国家判处缓刑,实际上给了罪犯的“恩赐”。殊不知,缓刑制度的确立是基于罪犯犯罪情节轻微,不致于危害社会这个最主要的原因(如果罪犯在考验期内重新犯罪,将被执行实际刑期)。通说上,刑法立法的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,保护人权(包括罪犯、犯罪嫌疑人)。既然国家审判机关作出缓刑判决,那么从法理上讲,罪犯原本不应被剥夺人身自由而被羁押,那么对罪犯的羁押本身是错误的;如果说公安、检察、法院对其进行了羁押是基于侦查、审查起诉和判决尚未确定的国家需要,那么最终作出的是缓刑判决,对缓刑罪犯的判前羁押实际上是国家公权侵犯了罪犯的人身自由权(私权)。且不说国家应对此负赔偿责任,至少应将羁押期并入缓刑考验期内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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